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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切实的文学实践显示了它不凡的实绩

  编者按:10月8日,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市网信办、市文联共同主办的第三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启动,以“文学与时代同行”为主题,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学成就,为北京文学在新时代的发展建言献策。是日,铁凝、王蒙、李敬泽、李存葆、谢冕、舒婷、梁晓声、周大新、叶广芩、刘庆邦、刘心武、欧阳江河、西川、孟繁华、林白、肖亦农、范稳、张清华、方方、陈应松、张锐锋、陈先发、吕新、祝勇、麦家、邵丽、周晓枫、晓航、乔叶、徐则臣、张楚、弋舟、付秀莹、石一枫等知名作家齐聚北京,庆祝《十月》创刊40周年。

  “《十月》应国运而生,恪守天职,精心办刊,汇聚名家,不薄新人。为时代和人民立言,无论四季,总有丰美收获。”这是中央委员、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铁凝为《十月》杂志创刊40周年专门题写的贺词。在文学圈正是满目疮痍,一派萧瑟的景象的1978年,当人们面对的是一片精神废墟的时候,在北京市崇文区东兴隆街一栋旧式木楼里,一本名为《十月》的大型文学期刊悄然面世。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本创刊号依然可谓装帧精美。

  创刊号刊发的作品释放出强烈的时代信号。茅盾、臧克家、杨沫等文坛大家以文学宣示,刘心武的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和“学习与借鉴”栏目中久违的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无不昭示着中国当代文学划时代的告别与开启。可以说,《十月》选择一个特定的历史节点华丽登场,可谓开风气之先。《小镇上的将军》《蝴蝶》《相见时难》《高山下的花环》《黑骏马》《北方的河》《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绿化树》《腊月·正月》《花园街五号》《沉重的翅膀》《天堂蒜薹之歌》《雪城》等一系列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相继推出,不断引发读者的阅读热潮。

  这篇文章为知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为《十月》创刊40周年所写文章(有删节),梳理了《十月》创刊以来40年历史,点出了《十月》在当代文学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发展中的贡献。

  1978年创刊的《十月》,到2018年整整走过了40年。《十月》的40年,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缩影。

  《十月》创刊的时候,文学圈中正是满目疮痍,一派萧瑟的景象。人们面对的是一片精神废墟。文学的重新起步是艰难的,它要面对长期形成的思想戒律与艺术戒律,它们的跋涉需要跨越冰冷的教条所设置的重重障碍。也许更为严重的事实是,因为长久的荒芜和禁锢在读者和批评者中所形成的欣赏与批评的惰性,文学每前进一步,都要穿越那严阵以待的弹雨和雷阵。这是那个年代文学的基本处境。因此,1978年创刊的《十月》和中国文学一样,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重建我们的文学。我们发现,《十月》初创时期的编者们是非常有眼光的。在创刊号上,他们专门设立了一个栏目“学习与借鉴”。刊出了鲁迅的《药》、茅盾的《春蚕》、屠格涅夫的《木木》和都德的《最后一课》,并有赏析文章一并刊出。这些传统的经典作品,在那个时代远离作家和读者已久。编者的良苦用心就是要修复文学与中国现代传统和西方经典的关系。

  在文学重建初期,《十月》在坚持兼容并蓄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勇于承担了社会批判的职责。就在这一年,发生了围绕着《苦恋》、《在社会档案里》、《调动》、《女贼》、《假如我是真的》、《飞天》、《将军,不能这样做》等作品的讨论及评价,并引发了1980年“剧本座谈会”的召开。这些备受争议的作品中,有两部发表在《十月》上,这就是刘克的中篇小说《飞天》和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这一情况表明,在新时期文学重建初期,《十月》就处在风口浪尖上,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也是中国文学观念发生大裂变的时代。潜伏已久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在这时浮出历史地表。各种文体在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鼓动下汹涌澎湃。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谭甫成的小说《高原》以及高行健的戏剧《绝对信号》、《车站》、《野人》等,都发表在《十月》上。这些作品同其他具有现代主义文学倾向的作品一起构成了百年中国文学地震学的最大震级。应该说中国历史是中国现代主义倾向文学产生的现实基础,千奇百怪的非正常性事件导致了一代青年的怀疑和反抗意识,他们精神的春天正是在现实的严冬中孕育的;另一方面,非主流的文化接受使他们找到了相应的表达形式。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它》等现代主义文学经典,已在部分青年中流行,这一文化传播改变了他们的思考形式,它如同催化剂,迅速地调动了他们的现实感受,东方化的现代主义文学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和文化处境中发生的。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二次崛起,是一次极富悲剧意味的文学运动,它冒着“叛逆”的指责和失去读者的双重危险,担负起社会批判的使命,并与人道主义一起重新构建了人的神话。那一时代的许多作家几乎都经历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沐浴,并以切实的文学实践显示了它不凡的实绩,现代主义文学极大地提高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性。

  从创刊至今,《十月》对中篇小说发展做出的贡献尤其值得提及。刊物创办人之一的资深老编辑、散文家张守仁说:“当时那些月刊一期就十几万字,所以发一个中篇就了不得了,而我们一期就发三四个。从‘五四’以来,还从来没有刊物这样做。可以说,《十月》引发了中篇小说的第一个高潮。同时,我们抓紧时机,召开了一个中篇小说座谈会,把很多作家都请来参加,推动中篇小说这个体裁的发展。”事实的确如此。可以说,在中篇小说领域,能够与《十月》杂志抗衡的刊物几乎没有。《十月》的中篇小说获得的全国性奖项(“鲁奖”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有17部之多。更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这些作品的巨大影响力。比如王蒙的《蝴蝶》、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宗璞的《三生石》、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永远有多远》,张贤亮的《绿化树》,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叶广芩的《梦也何曾到谢桥》、方方的《断琴口》等。都是三十多年来中篇小说最重要的作品。

  新世纪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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